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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之窗

更新时间:2017-11-23 15:06:15

保险巨擘 金融硕勋(一)

 

——记民国后期上海滩重要的保险投资人、金融教育家朱博泉

□林振荣 喻世红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金融界,提起朱博泉大名,那是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年少成名,三十岁刚出头,即身兼中央银行总稽核及业务局总经理要职;未到不惑之年,就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众筹资金创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上海票据交换所,携一众之力,改变了上海各银行间的传统结算方式,调剂头寸,汇通天下,化解风险,叱咤财富世界,纵横捭阖;他徜徉于金融教育领域,担纲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院长(图1),荣膺“大上海分保集团讲习班”名誉主席,以及扶轮社上海分社社长,桃李遍天下,追随者众多,巅峰时身兼108个显赫职务,在金融实业、文娱公益、慈善教育事业里,左右逢源,角色转换,风光无限,演绎出绚烂的人生篇章。

图1:朱博泉(1932年摄)

时光飞逝,仅仅半个多世纪的匆匆脚步就让民国万事湮灭殆尽,许多声名显赫的政商名流早已陨落于历史烟云,如尘土般飘散难寻。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朱博泉曾是上海保险业界泰山北斗般的人物,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最重要的保险投资人:他长袖善舞,钱多善贾,曾经投资数十家保险公司,荣任大上海、宁兴保险公司董事长,出任泰山、中国工业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身兼华商联合、新丰、大安、大中、中孚、久安等多家保险公司董事,以及通惠水火保险公司董事兼监察人。1998年,百岁寿诞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赠予他“世纪老人”纪念铜匾。

衔着金钥匙出生,富二代学业有成即举案齐眉

朱博泉祖籍贵州贵筑,出身官商世家,其父朱晓南(岚)在晚清光绪年间任广西藩台(类现今的省财政厅长),还曾任浙江萧山知县和宁波道台,后调浙江藩署幕府(相当省政府财政顾问),其母为杭州横河桥望族许积厚轩的千金,就此定居杭州。后来,其父深受西方商业文明影响,弃官经商,投身实业,联合沪甬富商巨贾在萧山集资创办合义和丝厂(1895年)与通惠公纱厂(1897年),数年后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大亨王晓籁正是由出任该两厂驻沪账房经理,才开始商海生涯的。1909年朱晓南与岑春煊(曾任晚清两广总督)、朱葆三(上海富商)等创建“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图2),并出任第一任总办董事长(会办是樊时勋、朱衡斋),该银行承袭浙江官银号衣钵,实为浙江省现代银行业之始——不设总分行,只分设杭、沪两处。股本库平银60余万两,约合100万银元。官商合资比例“官六商四”,官股由浙江省藩库、漕运库、织造库出资,商股均系晚清官僚士大夫与上海洋行买办投资,很少有普通商人的股本。

图2:“官商合办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远花红执照”(宣统三年)

父亲的这种显赫地位为儿子后来的飞黄腾达积累了人脉,铺平了道路。

朱博泉1898年10月2日出生在杭州朱庄,幼时随父宦游萧山宁波等处,优渥的家庭条件让他顺风顺水接受了中西式融合的教育:7岁受业入私塾,聪颖好学,11岁举家迁居上海,13岁入上海洋学堂“汉璧礼西童公学”就读,是该校唯一的中国男生,同学是清一色外国孩童,他因此剪掉了脑后的长辫,成年以后他常常开玩笑自诩为上海第一个剪辫子的男孩。习得一手好字,精通填词做诗,国学底蕴深厚,17岁进教会学校上海沪江大学商学系,擅长中英文演讲辩论,酷爱京剧,痴迷体育,是沪江大学棒球、网球、足球队的队长,屡获冠军,21岁毕业获文学士,遂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银行学及工商管理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曾赴纽约花旗银行见习银行实务。尚在留学深造期间,即被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着名银行家李铭(馥荪)所赏识,被聘为该行上海总行驻美业务总代表,1921年学成归国,最初在浙江实业银行上海总行任外汇部副经理。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因买卖日金与英镑投机失败关门时,中国政府先派王宠惠为中国境内华俄道胜银行清理督办,上海以宋汉章为清理员。7月1日改派李铭和朱博泉专管清理工作,朱协助李铭,表现出超群才干,1927年当选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当年北伐胜利,南京政府在上海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内设立中央银行筹备处,广泛延揽现代金融人才。财政部长宋子文慧眼识才,拔擢朱博泉进入了中央银行核心层,这样,1928年11月,年仅30岁就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孙科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稽核和业务局经理。

朱博泉出国留学前,奉父母之命与当时浙江实业银行的驻沪督办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着名藏书家)的千金蒋童祁订婚,思想前卫的朱博泉原本十分抗拒这场包办婚姻,但见蒋小姐美丽大方、举止优雅,丈人对自己十分赏识,便也就应允了。订婚后还打算带未婚妻一起赴美国留学,但观念传统的祖母坚决不同意女孩子抛头露脸到国外。等留学归国后,朱博泉即在朱家位于盂德兰路(今江阴路)的一幢五开间石库门里迎娶了蒋童祁。当时新娘的娘家住在西式小洋房社区——精致典雅的“范园”12号(哥哥蒋俊吾住在范园的14号),新娘系独生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一心想把女儿留在身边照应。1926年,恰逢范园17号业主出让住宅,蒋父遂将其买下来送给女儿女婿,自此朱博泉一家就住进范园,一直到1949年。朱在范园的左右邻居皆为上海滩金融巨头、工商界名流,如李铭(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住8号,钱永铭(字新之,四行储蓄会主任)住16号,孙仲立(中孚银行创始人、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住2号,而20号、18号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买来让给妹妹张幼仪(徐志摩的原配夫人、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及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江浙实业家)居住。真是谈笑有“显贵”,往来无“庶民”呀!

朱博泉夫妇感情深厚,育有子女14人(图3),夫人虽有暗疾,但知书达理,相夫教子,一大家子其乐融融。据其大女儿朱蕴瑾后来回忆,当时朱家范园内有13个男女仆人,家中停有两辆汽车,一辆是紫红色的宝马,一辆是微型奥斯汀,供接孩子们上下学及太太上街用。虽跻身富豪阶层,但朱先生平日对子女们训导有方,以节俭诚正为本,并无骄奢之气。

图3:朱博泉夫妇与14个子女合影(1943年)

联合上海银行界创建“金融枢纽”

伴随江浙财阀与南京政府“结盟”,出身银行世家的朱博泉迎来了飞黄腾达的机遇: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仅与李铭、钱新之、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等金融界实力派渊源深厚,而且与孔祥熙、宋子文、贝淞荪等国民党财政要员也过从甚密,这使得他能获得多方面的金融资源与行业信息,留学欧美的经历让他洞悉世界金融发展前景,形成领先时代的“大金融”服务理念,从而能在经济乱世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朱博泉深知现代银行业离不开资金清算制度,而在中央银行相关职能缺位的背景下,上海银行间的结算方式十分落后,融资调剂困难,亟待改变——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清算机构,现代银行同业间的票据汇划清算,居然要仰赖旧式钱庄代办——即银行先要在汇划钱庄开设往来户头,把每天客户存入的各式票据(支票、本票等),全部调入该钱庄,钱庄将这些票据进行清理,应付单位如果属于钱庄的,就去钱业公会的汇划总会去换取公单,照章办理;如果应付单位是银行那就更麻烦,还要先到银行换取钱庄抬头的划条,再到钱庄照票换取公单,然后才能在晚上一并交解汇划总会进行清算。这种落后的结算手段效率低下,导致新旧制度冲突势所必然:它不仅仅是给新兴银行业的经营带来诸多不便,资金周转困难,而且让银行“钱”途堪忧,资金的融通实际操控在旧式钱庄手里,一旦遇到钱庄风潮或市场银根收紧,银行若从钱庄“拆”不到“头寸”,便有挤兑垮掉的风险,命悬他人之手。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日寇“强暴犯境”,金融市场一片恐慌,证券与房地产暴跌,银根奇紧,更是加剧了金融风险。

朱博泉依据留学美国时对联邦储备委员会资金运作过程的研究,总结十多年来上海银行公会前五次筹划均功败垂成的教训,因势利导,力主上海各银行应摈弃前嫌,联合构建自己的资金储备机构和票据交换所,唯有这样才能规避风险,才能提高效率与外资银行垄断相抗衡。经过一番艰难的游说和擘划,朱先生的建言得到诸多金融界巨擘,如李铭、陈光甫、钱新之、徐寄庼及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鼎力支持,上海银行界以“北四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南三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主,并争取到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持,终于在1932年3月26日率先筹建了“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会”(最初有28家成员银行加入,图4),选举李铭、钱新之、徐寄庼、贝淞荪(中国银行经理)、胡笔江(交通银行总经理)为常务董事,公推李铭为主任委员,朱博泉为总经理。该会带有行业自救的性质,一定程度上握有资金清算中心和最后贷款人之“联合银行”大权——以会员银行提供的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作为准备金,以七折发行公单给会员银行,各行如遇“头寸”短缺,可按公单票面金额向“联合准备会”申请贷款,用办理同业拆放和贴现等手段来实现同业互助,调剂盈虚,期以共同应对金融风险。

图4:“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职员证章”(银联)

朱先生凭借超群智慧,使“联合准备会”的运作卓有成效,让大家见识了新机制的好处,进而一致拥戴其担当“票据交换所”筹建责任,朱殚精竭虑,夙夜在公,从单独起草暂行办法草案,到招集各家银行代表议定各项章程,再到选址合资购置楼宇,以及就准备金、交换时间、交换差额支付、退票等具体问题数度集议,无不躬亲其事,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为创建票据交换所奠定了基础。

经过大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1933年1月10日,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在新改建的香港路59号银行公会大楼里成立了(图5),朱博泉出任总经理。这是远东地区第一个正规化票据交换所,所内设置50号交换席位,每一号固定代表一家银行。每日上午11时和下午3时30分两次交换(注1)。交换的票据有支票、本票、汇票、汇款收据和公债还本付息凭证等。交易大厅正中高悬的巨大匾牌“金融枢纽”,最能彰显其意义:上海票据交换所实际上变身为会员银行的总出纳总会计,颠覆了银行票据长期依赖钱庄清算的旧格局,动了钱庄的奶酪,不仅各银行收到的票据得以及时集中清算,方法简便科学,删减繁冗环节,节省人力时间,而且降低了银行业的委托清算成本及信用风险,受到各家银行的欢迎。到1937年,参加票据交换所的银行达73家。此举标志着上海传统金融业迈出向现代化金融转型的历史性一步,无形中加速了中国传统钱庄业的衰亡,甚而后来的金融史学者评价其为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象征。

图5-1:上海票据交换所证章

图5-2:“上海市银钱业票据交换员联谊会会员证”(顺康钱庄朱家渊1949年)

1933年,朱博泉所着的《上海票据交换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本有关银行票据交换的研究专着(注2),为他带来了金融理论界的隆誉厚望。

借力现代证券市场,实现投资多元化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有时。朱博泉在1931年任上海绸业银行董事尝试投资小试牛刀后,利用票据交换所声誉渐隆的机会,发挥融资理财之擅长,开始与几家成长性最好的上海工商实业集团实施战略合作。

1941年10月,朱博泉接受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委托,与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上海工商实业界蔡声白、项康原、帅伯春等人,联合发起创立中国工业银行(图6),注册资本为500万元(1943年增资至中储券1500万元),由许冠群任董事长,朱博泉出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俩人结成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图6-1:中国工业银行股票

图6-2:中国工业银行徽章

中国工业银行设在上海福州路33号。醉翁之意不在酒,创办这家银行的初衷,不是像其他商业银行那样拼命的拓展存贷款业务,而是致力于利用产业证券市场为工商企业筹资集股。创设之初即确定对工业界的长期资金融通为主要经营方向,鼓励工商企业发行产业证券,并为之代理募集、承销公司股票或债券。按照朱博泉的说法,其目的是,要“使社会剩余资金与工业界之需要,得以互相沟通,同时并拟积极提倡证券之正当流通,唤起国人投资证券之兴趣,矫正一般以证券为投机对象之心理,进而促进资本市场与证券市场之设立,稗得充分发挥工业银行之效能。”(注3)为了阐释自己银行证券业反哺工商企业的理念,朱博泉还附会着名银行办企业报刊的时尚,于1943年编辑出版《中国工业》月刊(由中国工业银行设计处组编),树立企业形象,诠释其与众不同的经营之道。

事实上朱博泉也做到了,中国工业银行逐渐成为迅猛崛起的新亚企业集团最重要的融资平台,朱不仅对新亚旗下各公司的集股筹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亚企业集团的崛起发挥了推波助澜之功效。银行在创办后的第一年中就为4家公司代理了招收股款,代收股款额高达1、16亿元。其后代理的客户中有29家新创设公司,15家为原有老公司的增资或改组,这些均为新亚的关联公司。加上金融投资核心企业“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图7)融资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朱博泉的通力协助下,许冠群利用上海证券市场数度增资扩股,扩张规模,迅速构建起与新亚制药相关联的系列企业网,形成新亚企业集团。新亚药厂最初50万元的投资,像变戏法一样,仅仅过了十年,到1944年,集结在这一集团名下的公司厂商已达35家之多(其中股票在证交所上市的公司有8家),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金融投资、银行保险、信托地产、化工制药、食品百货、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电机搪瓷、机器制造、医疗器械以及农场等等,各公司的资本总额超10亿元以上,实属战时上海成长最迅捷,膨胀最耀眼的资本集团。

图7:“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这一时期,朱博泉作为重要经理人,出任中国工业银行、新亚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总经理,环球信托银行、建隆地产公司董事长,四方出击,八面威风,投资包括中国工业保险公司、大中保险公司、“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图8)与“利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图9)在内的几十家公司,为新亚企业集团扩张策略服务。

图8-1:“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一(记名股票伍佰股民国三十三年)

图8-2:“新亚联合地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二(记名股票伍佰股民国三十三年)

图8-3:天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图9:“利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